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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2 17:35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探访长江路(六) 范长江与周恩来 [复制链接]


    周恩来写给范长江的信(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初识周恩来

    在范长江的一生中,周恩来与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人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不过那时周恩来是前敌委员会书记,范长江只是一个小兵,因为分工不同及起义前的保密需要,两人没有见面的记载。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为弄清事情真相,于1937年2月只身闯入西安城进行采访,当他于2月4日来到西安城时,在杨虎城公馆里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一见到范长江,紧紧握着范长江的手说道:“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未曾谋面之前,周恩来就知道范长江了。由此可见,当时范长江写的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在红军中的影响力很大。

    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在《怀念长江同志》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在长征途中,发现不少署名为“长江”的文章,所以他说:“长江同志的鼎鼎大名是在报纸上熟悉的。”曾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在《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回忆,当他看到范长江写的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时,不仅感叹道:“长江同志的分析与预测,展现了一个军事家的谋略与智能,令我对他的才华和卓识十分钦佩。”从周恩来与范长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也同张震、张爱萍将军一样,是范长江作品的读者。

    这次两人见面,周恩来也给范长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陕北之行的《西安里面》对周恩来有这样一段描述:“他有一双精神质朴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像江西人。”范长江与周恩来见面后的第二天,又相约进行了长谈,这次谈话后,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采访的想法,周恩来请示中央后很快得到批准,于是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到达延安进行访问。

    在延安,范长江受到热烈欢迎。在这次延安之行中,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刘伯承、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与毛泽东进行了竟夜之谈。这次谈话,使范长江在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范长江在《我的自述》里把他同毛泽东的这次十小时左右的谈话后对他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记述:“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几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的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可以看出,范长江此时对共产党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党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甚至产生留在延安的想法,但毛主席则对范长江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利用《大公报》及其他可能的方法向全国人民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

    随后,范长江离开延安,于1937年2月15日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让外界了解了西安事变真相,并借此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轰动。此文让蒋介石甚为恼怒,大骂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而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高兴,致信范长江,“深致谢意”。

    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范长江成立青记和国新社,都是在周恩来的授意和领导下建立的我党宣传团体。1941年“皖南事变”后,范长江和夏衍等人转移到香港,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指示,接受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领导,着手创办中共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华商报》于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发行。《华商报》由廖承志的表兄、香港华比银行董事邓文田任法人,范长江任副经理,实际具体负责人是范长江。

    为了创办《华商报》,范长江专门致信给与自己有过交往的新加坡华侨陈嘉庚,得到陈嘉庚对《华商报》的创建捐助四万元港币,为《华商报》的创刊起到了关键作用。《华商报》创刊后,每日发行量达四万余份,不久就成为当时影响很大的报纸之一。

    同一时期,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梁漱溟受民盟委派到香港创办《光明报》。当时香港才140多万人,报纸就有好几十家,为了争取宣传阵地,廖承志接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安排范长江协助梁漱溟办报。得知梁漱溟因资金困难迟迟不能出报,范长江受中央委派送来办报资金,这样《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才得以顺利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登载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从此民盟以政治团体出现,《光明报》也成了拥护和宣传中共的另一重要窗口。

    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刚成立上海就沦陷了,不得不撤离上海,随后范长江又来到长沙创建国新社,长沙又发生大火,周恩来便通知范长江率领一批记者撤离长沙,并安排车辆将他们送到衡阳,然后坐火车前往桂林。

    在桂林,范长江继续开展青记和国新社工作,由于范长江所在的青记和国新社发表的很多内容都是倾向于中共主张的,国民党自然十分不满,便秘密发令逮捕范长江。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张友渔通知长江,并给范长江送来路费。而得到信息的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不但没有抓捕他,还宴请范长江,并协助他离开桂林。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宣部副部长刘伯闵到桂林抓捕范长江时,范长江已经化名樊锡田离开了桂林。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谈判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住在南京梅园新村,而范长江即作为国共谈判的新闻发言人和周恩来一起工作,其间也随周恩来到上海。国共谈判破裂后,国民党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时,范长江也是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一同转战陕北。

    范长江当时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五十余人的新华社成员参加中央纵队,编为四大队,他担任四大队队长,主管新闻宣传工作,这段经历按范长江的话来说,“是一生最宝贵,最值得回忆的经历”,后来在周恩来委托下,范长江把这次不平凡的经历拟成提纲,创作了电影剧本《历史的见证》,后经《中国青年报》记者东生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巍巍昆仑》,此片曾引起不小轰动。

    1938年,范长江在武汉时就向董必武和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但周恩来说:“你现在是《大公报》记者,《大公报》以小骂大帮忙闻名,它是倾向国民党的,你这个《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不要丢,你还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比较好。”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曾家岩再次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申请,周恩来上报中央正式批准范长江为共产党员,按中央指示,范长江虽然入党,但为了工作需要,对外仍以党外人士名义开展活动,包括在香港《华商报》时就是以救国会成员身份出现的。

    沈谱后来回复给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书信时这样写道:“长江同志及我当时都是地下党员。长江与总理个别联系,我与邓大姐个别联系,都少不得去红岩请示。”可以看出,范长江入党后,周恩来是他的单线联系人和直接领导人。

    周恩来给范长江的三封信

    由于周恩来与范长江的密切关系,2018年初,我们接到周恩来纪念馆研究室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周馆正在收集周恩来发展的党员情况,因为范长江是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所以请我们提供范长江相关内容,我们便按要求提供了一些资料。为了加强馆际之间的交流,我们资料收集组也于2019年8月6日前往周恩来纪念馆,得到了一些珍贵信息资料。

    范长江是1939年5月在重庆周公馆经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周恩来纪念馆希望我们提供范长江与周恩来交往的一些资料,我们便首先提供了一封当年周恩来写给范长江的亲笔信,其实,周恩来给范长江写过几封信,仅1938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给范长江写了三封信。

    第一封信是在台儿庄血战及徐州会战时,范长江带领一批战地记者深入前线采访,为了获得更多、更新、更快的信息,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亲临战争最前沿采访,从前线发回《川军在山东前线》《台儿庄血战经过》《光辉的战场》等战地通讯。

    在台儿庄大捷前夜,范长江即在现场发出通讯报道:“6日在台中以北三角地带之敌二万余人,确实被我军紧密包围,敌之大炮缺乏弹药,坦克车似因缺汽油,5日起已未曾活动,敌气大馁,6日午,我军接应到达预定攻击位置,各军决心于6日夜一鼓作气将敌歼灭,6日夜定有大捷报。”果然,就在这一晚,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攻击,复仇的枪炮压倒了日军的顽抗,日军被彻底摧垮。

    4月7日,范长江进入战斗刚结束的台儿庄,他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台儿庄原有4000余户,人口达二万,现已成焦土,颓垣败瓦,壁洞梁翻,已无一居民在内。”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范长江同时写道,“在敌人败退之后,挟扬眉吐气之心情,以入浴血苦战之寨堡,任何沉重加疲劳,也抵不过这样的光荣和兴奋了。”据当时指挥台儿庄战役的孙连仲回忆:“我请记者们去睡觉,独范长江不睡,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结果他抢到反攻胜利的消息,发往汉口《大公报》社,《大公报》因此而发号外。”

    日军在台儿庄打了败仗后恼羞成怒,调动三十余万大军包围徐州,企图一举瓦解中国主力军队,中国军队出于战争形势进行战略转移,在此次转移中,范长江率领一大批记者从徐州突围时因翻车负伤。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为了欢迎和慰问前线突围的记者举行了招待会,周恩来因事没能前来参加此次招待会,于是在开会前一天的5月26日专门致信范长江,并请其代向诸位记者问候。信中写道:“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上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专此,祝健康。”

    后来,周恩来又约范长江和陆诒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又安排他们同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交流前线所见所闻作了分析,当时是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也是政治部副主任,一同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恩来根据情况,便委托范长江约请一些战地记者,于是给范长江写下第二封信:“长江兄:本星期四(9号)正午约津浦战场归来诸记者会餐,地点在中街新生活宿舍,届时当可静聆诸先生对于二期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的高论。希预告怀着满脑意见的诸记者能分类准备为好。关于约请的名单,将由政治部函你代约。”于是范长江于1938年6月9日约请了一些战地记者与陈诚、周恩来、黄琪翔一同参加聚餐会。会上,各报记者就战地情况一一发言。陈诚还将记者们的意见整理后,在军委会上专门作了汇报。

    范长江后来对这次谈话有这样的记载:“那时总政治部一个副部长是周恩来,他是国民党所用的唯一非国民党人才,他以他远大的眼光,广阔的胸襟和丰富的经验,诚心诚意帮助陈部长,擘画总政治部的工作。陈部长那时表现得非常有魄力,相当肯虚心,曾得到各方面的好感。徐州撤退之后,他有一次约了我们这批由徐州突围出来的新闻界同业三十人左右,在汉口旧日租界俱乐部举行茶会,详细听我们每人讲所看到的各方面情形,而用笔记于日记本中,好像学生上课听讲。并且以后听说他在军委会汇报中,用我们新闻记者所见作为根据,向当局提出若干改革的主张。”

    不久后的6月11日,周恩来又给范长江写了第三封信,将有关情况及时告诉范长江和各位记者。信中写道:“长江先生:日前之会,辞修部长印象很好,并于昨午在军委会汇报中报告,何、白两部长盼兄等速将日前所谈,以书面见示。同时白副总长已电告德邻司令长官,建议撤换总动员委员会之秘书长。弟连日因忙,所约谈话,俟稍缓数日,当定期候叙也。专此,敬致民族解放之礼!”信中提到的何、白两部长即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可见军委会对记者们的意见很是重视。

    范长江接到信后,立即与陆诒一起整理出一份书面材料送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接受了记者们的一些建议,改进了一些工作。范长江也曾说过:“在国民党政治系统中,只有在武汉时代才真做了一些工作”。这也是周恩来重视记者、重视宣传所做的工作,其中也体现了范长江在新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段瑞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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